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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企业家姚惠泉
来源:本站 点击数:3298次 更新时间:2015-1-4 15:05:13
 

时过境迁,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姚惠泉了。如果,不是研究中华职业教育社历史,一不小心,或许会把这样一位于教、于商,为党、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物给忽略了。但在这个世上一个人做过的事,尤其是为人民做过有益的事,后人是不会忘记的。时间会说话,历史更能证实。

小先生成为教育家

姚惠泉,字文达,18958月生。江苏上海人。生于农家,童年就读故乡黄二小学,受校长乔憩林影响,立志为民众排难解忧14岁被校长选为小先生,做教师的助手。

辛亥革命爆发,姚惠泉加入上海学生军第二队,随军进入南京,时年仅16岁。返沪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前身是上海龙门书院,龙门书院是清朝后期著名学校之一。据考清同治四年(1865)由上海道丁日昌创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称苏松太道立龙门师范学校,宣统二年(1910年)改称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7年,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与江苏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合组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同年9月更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上海中学。1933年迁往上海县吴家巷(现上海中学的梅陇地区)。而龙门书院的原址在1934年改建民居,即为后来南市区先棉祠街的龙门村。

姚惠泉在这所名校读了4年,1916年毕业。在记述毕业后的经历时,姚惠泉曾回忆:当过上海市立小学教员、校长,中学教员,大学讲师,闸北教育行政。查《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等相关资料,姚惠泉毕业后任教于上海时化小学,先担任教员,后来升任教务主任。1921年,那年姚惠泉26岁,他调任闸北飞虹小学校长。19268月,他兼任闸北学务处主任。次年,他调任上海县教育局课长督察。姚惠泉所回忆的闸北教育行政工作,或许就是闸北学务处主任。他担任的中学教员现在能够反映出的是中华职业学校,可能他还在其它学校担任教师。担任的大学讲师是沪江大学,后来他在沪江大学商学院担任导师。

中年姚惠泉先生

编辑《职业与教育》,协助建造职教社大楼

离开教育行政职务的姚惠泉很快被教育界前辈黄炎培所相中,由黄炎培介绍供职于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是19175月由黄炎培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其宗旨为沟通教育与职业,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试想,在当时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已经产生学无所用,毕业即失业的情况。职业教育应时而生,也是历史的必然。现在看来,职业教育的目的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至今仍存在意义。

1933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漕河泾举办农学团。姚惠泉先生(前右二)与黄炎培先生(前左四)、江恒源先生(前左二)

姚惠泉起先协助编辑《教育与职业》、《生活周刊》等刊物。1929年,他任中华职教社办事部总务主任。那时才35岁,年轻气顺,正值社内选址华龙路(今雁荡路),准备集资建造大楼。当时社所建设委员会指定穆抒斋主持建造大楼。那年穆抒斋56岁,他是中华职教社的发起人之一,是姚惠泉的同乡前辈。他推荐姚惠泉出任中华职教社社所建设委员会委员,协助穆抒斋办理事务。大楼开工是19298月,原定工期半年,因施工方发生停顿,穆抒斋、姚惠泉等与施工方交涉,经紧急处置,于次年7月才告完工。这栋淡雅、素净、庄严的大楼至今仍然矗立于南昌路、雁荡路西北转角处,展现的是西班牙风格,为雁荡路这条欧亚风情的名街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改革开放后,姚惠泉为恢复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常往来于雁荡路,走近这栋楼,此时此刻,他流连忘返,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设立农村服务专修科

姚惠泉曾用心水、一之、剑心、塞壁等名,这些都是他写文章用的笔名。在教育学科研究方面,他很有心得,也很有造诣。他先后用这些笔名在《教育与职业》、《生活周刊》等杂志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袒露自己的思想。在19278月第87期《教育与职业》上有一篇具名心水的文章,题目叫国权与职业。心水是姚惠泉的笔名,这篇文章开门见山职业学校最困难的问题,莫过于毕业生出路问题。此问题之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国权之损失,亦为一大原因。姚惠泉指的国权是我国对外贸易中被不平等的条约制约,使得国货利益因此锐减,往往不能与外货竞争……,职业界趋于萧条。他的观点:工商业从何兴起?……振兴本国实业,以裕民生。仔细想想,姚惠泉提出的振兴本国实业,以裕民生,有了实业,不就是有了就业机会吗?80多年前姚惠泉已经提出了这样观点,应该讲,他对职业教育出路问题是有所思索、有所考量的。类似的文章很多,不一一列举。

中华职教社大楼竣工以后,姚惠泉奉调中华职教社农村服务部,担任农村服务部主任,协助黄炎培在昆山徐公桥、苏州善人桥、镇江黄墟等地组建农村改进区、农学团和农村改进试验学校。

在中华职教社《社史资料》第三辑中,收入了一篇《就上海市近郊设立农村服务专修科计划》,这份材料是1933年由姚惠泉执笔的,准备设立农村服务专修科。他写道:拟在上海近郊,设立理想的农科学校,兼试验理想的农村改进区,蓄志已久……,(农村)救济方法多端,而设校育才,实为根本。

193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无锡申新三厂设立劳工自治区。左二起:杨卫玉、荣德生、黄炎培、姚惠泉诸先生

姚惠泉是教育专家,对于培养农村服务人才,他觉得是育才的根本,也是当务之急。他设想学生经过系统学习能有实地经营农业,组织合作社,推行副业之能力;有实施农村成人教育、儿童教育之能力;有组织农民,指导自卫之能力;有丰富常识,能解决农民困难之能力。当然,对于学生入学标准也有要求:年龄在22 岁以上,中等学校毕业,生长在农村或熟悉农村情况,有农村教育上、农事上之经验。但是,学生入学须经过考试,考试内容有500字作文一篇、常识测验50 题、口试、演说3分钟、半日之田间工作。可见当时入学条件是要求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考试及格者,须觅保证人、具保证书。学费是不取的,但膳食、衣服、实习等费用自理。这个自理不是自己掏腰包,而是通过合作社方式处理。合作社方式主要是由学生在导师带领下,配以附近农友,合作生产。生产的品种以稻、麦、棉、蚕桑、园艺为主,盈亏自行负责。

姚惠泉拟定的这份计划,不久得以实施,19331010日中华职教社农村服务专修科开学,聘宋紫云为主任,后宋紫云请辞,由江恒源兼任主任,再聘请老教育家黄齐生任总干事。中华职教社向银行贷款购得漕河泾田40亩,并且租地扩大至130亩,采取一面实践、一面学习的教育方式。使学生从实践中求得系统的知识,从实践中获得社会能力。农村服务专修科后与鸿英乡村小学师资训练所合并,称漕河泾农学团。农学团的教学为试验性质,于193510月,因各种因素提前结束。为此,姚惠泉编辑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农村事业》、《试验六年期满之徐公桥》等书,总结了当时农村教育的经验。他理想中农村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得到了升华,也为后人开展农村教育作了铺垫。(待续)
 
创设仙鹤草素药厂

《中华职教社八十周年纪念集》有一幅老照片,是黄炎培当年欢送农学团负责人黄齐生赴桂时的合影。照片的顶端,镶嵌的木匾为漕河泾农学团,前排人物有黄炎培、江恒源、黄齐生,站在黄齐生左边,带着墨镜的即为姚惠泉先生。离开农村试验区的姚惠泉后一个教育职务是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主任。这所位于浦东大厦三楼的补习学校,在中华职教社所办的7所学校中,成绩最为显著。有许多资料都记载着它曾经有过的辉煌。

姚惠泉创办仙鹤草素药厂在1942年前。仙鹤草素是一种止血强心药,在战争年代这种药物非常紧缺,姚惠泉与生物学教授秉志、药剂师石原皋、医师吴云端等共同研制成功。秉志被誉为我国现代生物学的宗师,上世纪20年代姚惠泉在南京东南大学教育训练科时就与同在东南大学生物系授课的秉志相识。在秉志的自述中也记录着这段经历:上海沦陷,我处于绝境,我的学生在内地者设法援助……友人方庆成经营国药,约我研究国产药物,我藏身于方君的厂中,借以研究药材蛀虫,以图度过一时。上海沦陷是指抗战时期,日军先后进入华界和租界。方庆成是中国药物建设公司经理,姚惠泉是该公司副经理。仙鹤草素药厂隶属于中国药物建设公司。秉志所述的研究国产药物,仙鹤草素便是其中之一。

抗战时期,姚惠泉通过药剂师、地下党员石原皋与新四军联系,借公司向苏北运送药物和收购药材为名,陆续提供新四军所需物资,仙鹤草素药厂也成为新四军在上海的交通和联系据点。据史料记载:姚惠泉提供的物资,包括龙头细布4000匹、胶鞋2万多双。当得知新四军需要无线电收发报机、电台时,他又多方设法从香港买来机件,拆散后夹杂在公司货物中分批运出。同时,他在中华职业学校第四补习学校开设无线电收发班,培训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派往苏北,协助新四军安装设备,掌握使用和维修,加强了新四军通讯的力量。

或许有人问,仙鹤草素药厂位于何处?如何发展?查《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仙鹤草素药厂位于愚园路柳行别业50号。在1947年的《上海国货厂商名录》上,标明它的地址为愚园路53250号,电话是226771950年前夕,姚惠泉接替方庆成担任总经理。抗美援朝期间,姚惠泉所在的中国药物建设公司向志愿军捐献止血剂仙鹤草素”5万支,并减价三分之二持续供应。
公私合营后,中国药物建设公司归并成为长征制药厂,姚惠泉担任长征制药厂厂长。

发起组织公用交通业同业公会

上海沦陷后,姚惠泉曾遭遇惊险一幕。当时中华职教社内迁,他遵嘱留守上海办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姚惠泉2次被日本宪兵队传讯,遭受刑讯,还灌以冷水。但是,他坚贞不屈,在拘捕期间,他撰写了《蒋汪合论》、《太平洋战争论》两篇文章,还写了遗嘱,准备以死抗争,后经各方营救获释。姚惠泉先生曾担任中华职业第四补习学校校长。中华职业第四补习学校位于浦东大楼,图为浦东大楼三楼平面图

姚惠泉担任过两个同业公会的职务。一个是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另一个是公用交通业同业公会。解放后,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的任务之一是整理同业公会,姚惠泉参与筹组制药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并担任筹备委员,后正式成立时,担任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当时制药工业同业公会,姚惠泉与陈铭珊、陈丰镐、蒋伯笙称为业中四君子,也是出于一种尊敬。

公用交通业同业公会是建国以后姚惠泉主持组建的。当时姚惠泉兼任浦东地方建设公司总经理,姚惠泉担任浦东地方建设公司总经理是王艮仲先生推荐的。浦东地方建设公司是1945年由浦东地方人士王艮仲、严涵温等筹建。19465月公司成立时,资金为法币一亿元,地点设在周浦镇,王艮仲任总经理。同年7月,浦东长途汽车公司归并浦东地方建设公司。浦东长途汽车公司由周浦开往惠南30公里、惠南至奉城24公里的营运权由浦东地方建设公司继承。那年的10月,浦东地方建设公司成立了上南县道工程处,增资法币7亿元,兴筑了周浦至塘桥的公路和桥梁。1947年春,周浦至塘桥的土路基勉强完工,同年3月周浦至东昌路定班汽车通行。8月路面碎石铺设竣工,全线通车。浦东地方建设公司为浦东民众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因此,由姚惠泉出面组建公用交通业同业公会理所当然、名正言顺。

当时营运于市区、郊县以及邻近省份的公共交通大多是民营的。有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苏南汽车运输公司、青沪汽车公司、上南交通公司、浦东地方建设公司、上川交通公司,沪闵南柘公司、沪太长途汽车公司、上松汽车公司、锡沪长途汽车公司、祥生汽车公司等。1950125日上海市公共交通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成立。筹备委员9位,姚惠泉为主任委员、靳怀刚为第一副主委、李宗武为第二副主委,朱恺俦、许宝谷等为筹备委员。后正式成立时,姚惠泉当选为执委会主任委员。据1953年统计,不包括公营和公私合营单位,公共交通业同业公会有会员11户,从业人员为549人。1954年,因沪太、上松、锡沪三公司先后停办,沪闵、南柘奉准歇业,浦建、上南、上川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浦东公共交通公司,苏南汽车运输公司改为国营江苏省汽车运输公司上海市公司,会员仅存5户,为此,经上海市公用交通业同业公会40次常会决议,一致同意结束。而此时姚惠泉年近六十,其工作重心渐渐移至社会工作。

担任工商联职务

《上海医药志》人物篇记载着姚惠泉在解放前夕一段鲜为人知的史料:民国3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国民政府军命令军官刘根泉在上海构筑碉堡。刘与姚是老相识,遂找姚商量此事。姚主张持应付手段,如难以推托则偷工减料。姚又从刘手中拿到秘密城防布局图,即交中共地下党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民国38年即1949年,姚惠泉利用与刘根泉(一说是陆根泉)私人关系,通过同乡陆勋,从陆根记营造厂取得刚营建的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在上海四郊碉堡战壕的分布简图底稿,设法密送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为解放上海,减少战士的伤亡做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姚惠泉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生产救灾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苏南行署委员、土改委员会委员、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也担任了工商联职务。公私合营后,姚惠泉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1956年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在组建专门委员会时,又担任第二轻工业委员会主任。也就是在那年底,他又参加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举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之后,他又连续担任了第三、四、五届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直至文化大革命工商联停止活动。其间,他还担任上海市工商联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老年委员会副主任。

与民建会的情缘

姚惠泉与民建会的情缘始于1946年。他经杨卫玉先生介绍加入民建会。杨卫玉追随黄炎培几十年,既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负责人,又是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他与姚惠泉有相同的经历,起初都是担任小学教员、校长,后来研究职业教育理论、探索职业教育方法,志趣相投。由于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民建组织紧密联系,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第一次筹备会就是在雁荡路中华职教社大楼内召开的,时间是1946年的23日,这可以从19463月《平民周刊》第四期中得以证实。

姚惠泉在19497月缴纳会费1200元,8月缴纳会费又是1200元,911月连续3个月缴纳1000元。短短5个月,他就交纳了5400元。说明他在建国前后与民建组织还保持着联系。

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临时工作委员会组建后,195211月按分地区和业别重编新的基层小组,当时共有39个,姚惠泉是第三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沈日新。 19533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前夕,他接替沈日新担任组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成立后设立专门委员会,姚惠泉是宣教委员会委员。 1956年起他连续担任第一至四届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当时民建的专门委员会设有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他又是第一至三届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第四届时姚惠泉年已七十,改任老年委员会副主任。担任老年委员会副主任直至文革,民建组织停止活动。

姚惠泉对于民建工商联尽心尽职。同样,对于职业教育始终满腔热诚。1980年,年登耄耋,他仍出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分社复社工作组主任,19832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他担任社务委员会主任。1988119日病逝于上海,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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